被「圈養」的大學生

——淺談疫情後中國大學生事工的現狀與未來

林玖悅^[1]**

什麼是「圈養」？「圈養」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一方面，它指的是因政治壓力和疫情管控所導致的實體隔絕狀態;另一方面，它也形容精神層面的閉塞與封閉。過去十年來，中國對基督教信仰的限制逐步加強，甚至達到威脅和逼迫的程度。對於基督徒大學生而言，由於基督信仰的背景會直接影響到他們是否能順利畢業，因此，他們當中不少人不得不放棄傳講福音。尤其是在疫情期間，中國實行「動態清零」政策，進一步強化了對大學校園的管理，學生可以說被置於一種「圈養」的狀態。

如今，疫情已過去一年多，但三年的疫情對這一代大學生到底造成了哪些影響？在接觸和牧養上，與疫情前相比有哪些不同？大學生事工當前又面臨怎樣的攔阻？我有幸邀請了兩位同在一線服事的校園同工（分別來自華北的Peter和華中的Moses），與來自華南的作者我（Lydia），一起探討展開深入的對話，通過回顧過去十年學生的變化，反思當前的現狀，並展望未來。

一、接觸與牧養
Moses：我所在城市的大學生數量龐大，但基督徒的比例極低。舉例來說，在一所大學通過「掃樓」[2]方式尋找基督徒或對信仰感興趣的學生時，發現基督徒的比例不足千分之一，猶如大海撈針。即使是已經信主的大學生，信仰狀況也不甚樂觀。其中大部分是信二代或信三代，真正有讀經、禱告、查經等信仰生活的比例不到五分之一。很多學生參與團契，主要是為了群體關係和吃喝玩樂，而非信仰本身。

過去，大三、大四的學生還能牧養低年級的同學，但現在，即便是研究生帶領大一、大二的學生也很困難，導致牧養和訓練學生領袖的責任更多是由同工親自承擔。目前，基督徒學生普遍缺乏信仰的深度和廣度。他們可能熟悉「耶穌基督為罪人釘十字架」這樣的基本信念，但對於創造、救贖之外的盼望以及三位一體等核心教義，往往所知甚少。此外，許多學生沉溺於網路世界，用「躺平」來逃避現實。過去我在輔導學生時，容易看出學生靈命的深層需要和問題，常常在對話中可以「直擊他們的靈魂」，現在要真正走進他們的內心，則需花費更多時間，牧養也因此變得更加艱難。

Peter：隨著疫情結束，實體上的「圈養」正在逐漸解除。然而，更大的問題在於，許多學生開始「圈養」自己的內心。他們習慣了依賴手機，減少與他人的接觸，封閉在自己的小小世界中，不在乎外界如何看待自己。這種「圈養」不僅僅是實體上的隔離，更是一種精神和屬靈上的隔絕，形成了自我與外界之間無形的「牆」。

我所在城市的娛樂選擇更加多樣化，因此團契活動更難吸引學生參與，無論是對信徒還是非信徒而言。目前，參與團契的信徒學生大致呈現「兩極化」的情況：一類是來自頂尖大學的學生，這個族群較具有「學生主導」[3]的特質，但他們缺乏與神的關係，僅停留在知識層面;另一類學生則是非常穩定地參與團契，但對建立關係或娛樂活動缺乏興趣，只是機械性地參與團契，卻不參加主日崇拜。
總體而言，如今的學生團契已從追求「數量」的階段，轉向注重「品質」的發展。 作為校園同工，我們只能牧養那些能夠接觸到的學生，而不能急於求成。我們正處於需要放慢節奏的階段，接受學生事工處於「低谷」狀態的現實。

儘管如此，疫情結束後國內學生事工還是呈現出希望。一方面，雖然疫情期間教會和團契的運作幾乎被「清零」，但仍有不少基督徒學生在疫情後回歸信仰;另一方面，全國疫情封控解除的關鍵「白紙運動」，正是由學生群體自發的，這一事件促使許多基督徒學生開始更深入地思考信仰如何回應社會。

Lydia：非常認同。我想補充一點，過去的學生更願意與人建立關係，主動向同學分享信仰，甚至邀請人參加信仰活動。然而，在「自我圈養」之後，學生的人際交往能力明顯減弱。牧養這些學生需要大量的一對一跟進和陪伴，同工需要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
 
二、壓力與攔阻
Peter：學生事工面臨的外在環境壓力，實際上是可以克服的。大城市由於需要關注的焦點較多，執法人員素質相對較高，一般不會野蠻打壓，加上教會支援的資源更為充足，反而壓力較小。而在內陸或二、三線城市，事工所面臨的壓力則顯著增加。

然而，相較於外部環境的挑戰，學生事工更大的攔阻來自於教會與學生事工團隊或團契之間的張力。就我所在的城市，雖然許多牧者願意支持學生事工，甚至自身曾是學生事工的受益者，但仍然無法避免與學生事工團隊產生矛盾。其主要原因包括：
對學生事工團隊的成見：部分教會因過往與團隊合作的不良經歷（如學生參與團契但不參加主日崇拜），而對團隊持保留態度。
理念上的保守：一些牧者質疑學生事工是否需要透過這些團隊，他們認為教會本身就能承擔這部分責任。

Moses：教會與學生事工團隊在理念上的分歧，可以追溯其歷史背景。三、四十年前，國內的學生事工團隊是由不同教會差派的同工所組成的，是教會期待下的產物;而如今，這些機構的同工更多是來自相同理念的體系，較少受到教會體制的影響。學生事工團隊強調行動實踐、傳承與學生自身的主體性，認為學生既是傳承者也是見證者，因此對學生群體的瞭解乃基於同工本身從團契中成長的經歷。雖然教會中也有一些牧者對年輕人有負擔，但他們和年輕人的對話內容，往往與學生真正關注的議題脫節。

Peter：處理教會與團隊之間的張力需要智慧和平衡。我建議：
務實推動事工：無論教會或團隊，都不應通過喊口號或依賴關鍵績效指標來衡量事工成果。例如，「今年要接觸多少學生」或「要培養多少領袖」，而應更加「接地氣」地開展事工。
坦然面對張力：雙方應正視分歧，避免觸及彼此的敏感點，在各自領域內低調合作。
加強交流：教會與團隊需增加溝通，避免各自為政，共同尋求更好的方式推動學生事工。
 
三、變化與挑戰
Moses：我們團隊中包含了不同年齡層的校園同工，而每一代人都深受其時代背景的影響。 例如，60年代的人受「紅色」文化的薰陶，形成了鬥爭觀與批判觀；80年代的人受到改革開放和港台文化的影響；90年後則更多體現出後現代文化的特點。而如今2000年後出生的世代，對之前的這些文化幾乎完全不了解，因為他們未能從家庭中傳承正確的價值觀念。

這種「無根」的狀態，在接受公立學校教育的基督徒學生身上，尤為明顯。我發現，現在主日學對2000年後出生世代的牧養模式，與當年牧養80後學生的方式幾乎沒有變化，都是注重教授聖經故事和知識，但2000年後長大的學生，卻普遍缺乏信念感，這很可能是因為他們經歷的仍是灌輸式教育。這一代學生，不論是從學校教育、經濟環境，還是家庭和個人的動機追求來看，都顯得缺乏動力和方向，對許多事情表現得無所謂，或者不覺得有需要。這種變化帶來了牧養的挑戰——與學生「連結」變得更加困難。這也是我們前面提到牧養因難的原因之一。

有一類學生，其典型代表是團契中那些「信三代」的「老油條」。他們在慢慢開放內心世界時，會突然停下腳步，不願再進一步深入探索，即使內心問題未被處理，也無所謂。
另一類學生是「信二代」，他們會對信仰進行反思。例如，「上帝是否美善？」 、「這是不是那位上帝？」。但反覆思考了六、七年後，他們仍會質疑「這位上帝真是我信的那位上帝嗎？」
第三類學生非常聽話，言聽計從，但卻很難察覺他們內心真實的想法。他們習慣迴避衝突和張力，導致在團契中缺乏真實的互動和關係。

此外，學生之間的人際關係也發生了一些轉變。例如，姐妹之間因緊張關係而無法相處時，通常會更傾向與弟兄親近;反之亦然，導致男女關係模糊不清。這使得牧養過程中，不僅需要關注信仰的深度，還要引導他們建立健康的人際關係與界限。
總的來說，牧養的理念看似簡單：挖掘學生內心最真實的需要。但要做到這一點卻非常困難，如果無法觸及內心深處的需要，牧養和傳福音就難以奏效。

Lydia：那要如何「挖到」學生內心最真實的需要呢？

Moses：可以從他們最關心的淺層問題入手，比如學業、家庭、戀愛和未來的工作。 這些是他們主要關注的焦點。同時，疫情帶來的經濟和工作壓力，直接加重了他們內心的焦慮，這也是一個有效的切入點。我們的目標是引導他們回到內心深處，去尋求上帝的心意。然而，在這樣的焦慮環境中，他們很難靜下心來，甚至無法堅持去尋求上帝，加上他們自身生命的問題，於是形成了惡性循環。
我們可以嘗試幫助學生養成「安靜」的習慣，操練靈修、情緒覺察和接納的能力。這些方法雖然有效，但堅持下來卻很困難，因爲學生往往只是參與同工安排的「事工」，而非真正主動尋求與上帝的關係。

Peter：確實，目前國內學生事工尚未找到一個行之有效的方式，來應對這些挑戰。我認為，花更多時間陪伴學生是必要的。這並不是安於現狀，而是接受他們的現狀，慢慢地去影響他們。 正如四季交替，學生事工也需要適應「季節」的變化，逐步推進。 
 
四、資源與獲取
Moses：學生事工中最迫切的需求是年輕的同工，尤其是剛畢業的年輕同工，因為他們離學生時代最近，對學生的理解也最深刻。而資深同工的核心任務，是培養年輕同工，引導他們去影響學生。這種模式就像「借力使力」，通過關係帶來更深遠的影響。然而，資深同工往往容易受到自身經驗的限制，過去的方法可能已不適用於當前的情況。因此，資深同工需要保持學習的心態，在陪伴年輕同工的過程中，不僅幫助他們成長，也反思並調整自己的服事方式。

在過去，全職同工的標準包括清晰的呼召和穩定的靈命狀態，但如今許多年輕同工並未完全明確自己的呼召，僅僅因對學生群體有負擔而參與服事。因此，培養這樣的年輕同工需要更多的陪伴和引導，幫助他們開闊視野、反思使命，並給他們時間尋求異象。建議在他們服事半年或一年後，重新評估其呼召和使命的變化。此外，對年輕同工最大的傷害有兩種：一是將他們當作完成事工的工具，二是缺乏對他們的信任。因此，不應輕易推動年輕同工「為了全職而全職」。

Peter：2000後的同工有其獨特的優勢和劣勢，因此需要系統性的培訓。神學教育固然重要，但並不能直接解決他們成長的需求。我們需要為年輕同工建立支持和培訓系統，成為他們的同行者，而這正是國內目前比較缺乏的。

Lydia：我深有同感。我所在的團契中，年輕同工（包括我自己）大多是透過某學生事工團隊的獻身會，而投入全時間服事的。學生時期的熱情和單純的心志可以影響一生；然而，這種熱情被點燃後，很多學生卻不一定會回應成為全職同工。有些學生因缺乏清晰的呼召，或無法處理熱情與現實的張力，最終可能逐漸冷卻。獻身會「點燃」學生的熱情並不難，難的是如何幫助那些感覺被「點燃」的學生持續成長，使他們的熱情得以延續，並找到符合個人恩賜和位置的事奉方向。

五、展望與預備
Moses：目前國內學生事工的主體除了教會，還受兩個主要學生事工路線的影響：一個強調異象與傳福音;另一個注重處境、訓練與反省。在多元處境下，這兩種路線的方向正逐漸靠近，未來可能在某些方面進行整合。但不同城市的情況差異大，具體合作需要因地制宜。

Lydia：我所在的城市，學生事工都受到這兩者的影響。同工需要先認識自身所處的文化和學生群體的需求，再探索如何結合兩者的優勢，以更有效地幫助學生成長。

Moses：這就是所謂「處境化」的問題。國內的學生事工一直受到港台影響，但我們很難像他們一樣扎根於本地文化。例如，台灣的學生事工注重務實，這與他們的文化緊密相關;而香港則強調神學反思，形成了不同的處境化模式。我們需要根據自身團隊的特點找到適合的路徑。例如，若選擇走反思路線，但團隊缺乏具有深層神學思考能力的同工，就難以繼續推進。

從方法論來看，台灣的學生事工往往使用小組動力和歸納式查經;而香港更關注學生的特長或恩賜。這代表未來的5到10年中，學生事工需要從服事群體的實際需求出發，同時開闊視野。如果我們總是抄襲他人的創新，卻不探索自己的方法論，就難以實現真正的突破。

Peter：未來的學生事工需要處境化地理解自身使命，同時適應所處城市的特點，實現「城市化」。爲此，我們必須深入理解城市文化，並結合學生事工的發展需求。

Moses：舉例來說，香港的畢業生事工強調異象和使命;而國內的畢業生則更關注生存問題，例如如何在公司站穩腳步、如何與老闆相處等。國內的文化更傾向務實。我們可以吸收港台經驗，但必須「接地氣」。如果無法深入理解學生的實際需求，就會產生張力。 未來，學生事工需要更多年輕同工的加入，而全職同工的比例可能會下降。如何培養關注學生、服事校園的義工，將成為新的焦點。 
 
六、義工與同工栽培
Lydia：義工與目前的「帶職事奉」同工有什麼不同？ 
Moses：義工不同於職場上的畢業生小組長。他們直接參與學生事工，包括陪伴學生、訓練查經和輔導等工作，可以被視為「半個」同工。義工通常在校園附近工作或居住，並以學生事工為主要的服事内容，而非教會內部的服事。因此，他們與教會之間需要有明確的溝通。

Lydia：同工的栽培是一個很大的需求和挑戰。首先，教會與學生事工在理念上存在差異;其次，學生事工的同工無法僅依靠固定的課程或教材進行培訓。實際上，各城市學生事工同工的數量有限，專門的培訓資源也非常稀缺。很多人都在「摸著石頭過河」，通過神學教育來提升自己。其實從長遠來看，學生事工本身也可以視為是一種形式上的「神學教育」。那麼，現在的神學教育如何與同工栽培相結合呢？

Moses：我較早完成了神學教育，對國內神學院的瞭解是，大部分神學院仍以教課和灌輸為主，培養的主要是教會的傳道人，而非具備深層反思能力的服事同工。這與我們文化的教育模式有很大的關係。相比之下，學生事工中針對平信徒的神學訓練和通識講座，可能比傳統神學院的訓練更實用。因為這些同工在接受神學教育之前，首先需要啟蒙。如果缺乏啟蒙，那麽主日學、神學教育，或是大學教育，甚至家庭教育，都會流於灌輸式的模式。比如，在東部沿海某城市，雖然有二、三十家神學院，但由於學生的思維模式和接受能力並未真正改變，以致於神學教育的影響力十分有限。

Peter：對於從事學生事工的同工而言，許多從國外讀神學歸來的人，因為感到難以適應國內環境，甚至轉而選擇進入職場。這表明，我們需要思考如何有效地將國外學到的內容與國內的實際處境結合。 如果無法實現消化吸收，就像「新酒裝在舊皮袋」中，最終無法發揮作用。

Moses：換一個角度看，後現代文化強調「碎片化」，與現代文化追求整體化的理念形成對比。當前的學生正經歷一種「碎片化」的生活方式，他們的經歷就像是一個個分散的片段。而我們的裝備和訓練，目標是幫助他們將這些碎片整理出一條清晰的主線。但許多時候，人生的確是由無數的碎片所構成的。然而，在這些碎片中，一個人若能經歷到上帝，並回到上帝的懷抱，這些碎片本身就具有了意義，而且能夠引導他們持續走在認識上帝、經歷上帝的道路上。

小結
我們所牧養的學生群體，早已不再是因外界壓力被「圈養」，而是主動選擇「圈養」自己的年輕一代。作為前線服事的同工，我時常期待這些學生能夠快速成長，與我們一同前行，卻往往忽略了真正的牧養之道，是先與他們站在一起，進入他們的處境，與他們同行。 這實際上也是上帝向來所做的事情——祂的應許是，祂會與祂的子民同在。
鑒於各地城市環境、同工團隊背景的差異，國內的學生事工呈現出複雜多樣的面貌。這篇分享無法詳盡涵蓋每一方面，但希望通過對這些話題的探討，能夠為更多牧者、學生事工同工，以及關心學生事工的讀者帶來一些啟發和幫助。同時，也盼望由此引發更多國內外肢體對學生事工現狀的關注和探討，以推動更廣泛的交流與合作。

[2] 以前，在國內大部分大學校園，我們可以透過與信仰相關的調查問卷，或直接到新生宿舍逐一敲門的方式，來尋找基督徒或對信仰感興趣的學生，這種方式被稱為「掃樓」。 然而，隨著大學管理政策的變化和限制的加強，目前能夠繼續使用「掃樓」方式的大學逐漸減少，不同學校的情況也有所不同。

[3] 這裡提到的「學生主導」，原是用來形容學生在成熟度、屬靈生活的積極性與投入度方面的表現，以及他們在學生團契中展現出的主導性（因為學生團契的主體是學生而非同工）。 理想中的學生主導，意味著學生能夠根據他們所面臨的處境，以及在群體成長中遇到的問題、挑戰和感受，主動規劃和引導團契的活動。 同工則以陪伴和支持為主，説明這一代學生在其所處的環境中肯定上帝賦予的恩賜，並領受上帝的呼召，活出基督的生命。 然而，Peter同工在此表達的是另一種「主導性」。 這種主導性更多體現在學生表達個人意見和想法方面，但與學生團契期待的主動帶領和積極投入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