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善 [1]

趙天恩的三化異象，最先於1985年7月在台灣「青年宣道大會」（下稱青宣大會）中被完整地提出來；[2]。趙氏其後繼續在不同的渠道發表三化異象的內容。1990年，在台灣中國福音會同工會及基督書院策略性規劃的講稿中，趙天恩對三化異象有以下的簡介：[3]

  • 「中國福音化」：向95%以上沒有信主的中國人傳福音，就是包括了向大陸同胞們傳福音。
  • 「教會國度化」：以上帝的整體救贖工作為事奉的大環境、總路線；主要是針對教會或機構因爲容易出現「自我本位主義」，而忽略了上帝在歷史中救贖計劃的長遠主流這個問題。
  • 「文化基督化」：以基督教信仰改造中國文化，並在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政治界及社會裡，提供基督教信仰的貢獻，並以此主領中國文化。

趙天恩的異象不能與他個人的閱歷分割，事實上三化異象的由來與他個人的蒙召經歷有著密切的關係。以下將先介紹三化異象的背景，再逐一論析趙氏心中的三化異象。

(一) 背景

在闡述三化異象的歷史發展過程時，趙氏以他人生的七個呼召[4] 作為敘述的重點。趙氏14歲清楚得救，15歲奉獻傳道，從此傳福音的熱忱從未稍減，對真理的熱愛和追尋亦與日俱增。至於對遠東的福音負擔，趙氏自言在神學院二年級時，就確定了回到遠東、向中國人傳福音的心志，這是出於「愛國主義的薰陶」，同時也是有感於中國人對福音的需要。[5] 趙氏總結其呼召的三個背景因素：1. 對真理的熱愛；2. 愛國主義的薰陶；3. 領人歸主的熱忱，這些背景因素促成了他的異象，產生了積極的行動；在行動和各種經歷裡，趙氏的異象和呼召變得越來越清晰。透過長期的中國歷史和文化研究，以及親身參與中國事工，趙氏對中國的負擔亦日漸深化。

對趙氏而言，個人呼召需要以行動來回應，然後透過呼召和行動之間的互動，異象便會越見清晰。就好像他領受傳道的呼召後，便以「入讀神學院」為行動的回應；領受向中國人傳福音的呼召後，便回到台灣教學，認識華人教會及神學院。在這些行動中，趙氏越來越確認，若要中國人認識福音，並且被基督信仰影響，教育有不容忽視的龐大力量！高等教育可以讓大學生認識福音信仰和價值，畢業後就可以影響社會；而神學教育則可訓練成熟的基督教思想家和教育家，繼而能建立基督教大學。在趙氏往後的服侍中，神學教育成為重要的一環。[6] 而在主辦神學教育的背後，趙氏不只是期望畢業生在教會牧養和服侍少數已信主的信徒，而是要訓練一些像他一樣，帶著熱誠去傳福音的人，使更多未聞福音的人可以聽到福音。此外，他更期望這些被培育出來的神國工人，生命被基督信仰轉化，當他們在社會中生活時，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念也可以被轉化。從這些辦神學教育的目的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趙氏的「福音化」、「國度化」和「基督化」思想。

趙氏常以行動來回應呼召，可說是一名行動派；他知道在實踐行動之中，異象會越來越清晰。然而，這並不代表他不重視理論，學術研究對他來說，亦是實踐異象的重要環節。他自言：「參與福音工作，不單單是具體的實地去作，而且在理論階層上，也要去作，甚至去爭戰，進行神學思想的護衞，差傳思想的鬥爭。」[7] 趙氏的異象重點是「為了福音」，然而若要福音真正被中國人明白，就不能不瞭解中國情況；中國宗教政策、三自和家庭教會的情況、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等等，都是重要的研究課題。他先後建立不同的中國研究中心，[8] 開啟了中國教會的窗戶，讓外界對中國有更深的認識。不但如此，趙氏對中國文化、國情和教會的研究，更成為國內教會重要的屬靈支持。[9] 他有關中國文化和社會的研究，對於「文化基督化」的實現，也有著深遠的影響。

(二) 中國福音化[10]

1. 異象的促成

中國福音化的異象，無可否認，是源自於趙天恩個人對傳福音的熱忱！在他領受呼召、奉獻傳道時，他自言「神讓我看見：生命中最有意義、最有價值的投資，就是傳福音。」[11] 而這個「看見」是「靈裡的看見、內心的看見、信心的看見」，經過回應、跟從、堅持後，變得越來越清晰；也不唯獨他一人看見，神也讓其他弟兄姊妹看見，對這異象也就有了共識。[12] 除了個人對傳福音的熱忱外，作為中國基督徒，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也推動了「中國福音化」異象之發展。在〈十億靈魂的挑戰〉一文中，趙氏指出自1843年即「五口通商」次年，有關中國福音化的宣教策略，都只在西方宣教士圏內討論；然而，到了八十年代中國開始對外開放時，這也成了華人教會必須思考的課題。身為中國基督徒，面對十億同胞尚未得救的事實，我們是責無旁貸的！[13]

除了個人原因外，八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和教會的狀況，亦客觀地顯明了「中國福音化」的必須性。五十年代不少中國青年積極投入建設新中國的行列，但後來的社會運動，卻讓一群中國知識分子滿腔的熱誠化為烏有；文革的慘痛經歷更對那一代人造成無法治癒的傷痛…… 數十年來，兩代的年輕人也經歷著信仰的危機和精神虛空，昔日傳統的儒家思想、西方的科學和自由主義思想，甚至一度以為是社會希望的馬列毛思想，都無法為他們的人生帶來出路。中國青年羡慕西方的人權和法治思想，卻忽略了這些人權和法治思想其實是源自於基督信仰。故此，對趙氏而言，只有福音化和基督化才是當代中國人的出路，足以恢復失去了的民族尊嚴，甚至可以解決中國的貧窮問題，重新整合支離破碎的社會。[14] 更重要的是，在八十年代，趙氏透過歷史發展的分析，相信神正在開啟中國大陸福音的門，他相信隨著中國經濟體制的轉變，政治體制也會慢慢改變，他甚至樂觀的期待在這開放的浪潮中，家庭教會的福音工作也有可能成為合法的「正常宗教活動」。面對如斯巨大的屬靈收割，海內外的教會實在需要作出準備，為主收取莊稼。[15] 此外，趙氏亦指出，內地教會雖經歷許多政治壓力，但基督徒人數卻沒有減退，上帝不斷地祝福內地家庭教會，讓人們在福音裡找到了中國的新盼望！一群願意為福音緣故犧牲自己的遊行傳道人和家庭教會負責人，應可以感動更多國內外的信徒，更積極參與中國福音化的工作。再者，國內教會資源缺乏，也「逼著」國外的人與他們分享各項資源，支持福音化的工作。[16]

對趙天恩來說，「中國福音化」就是所有中國人民的福音化，這不僅是身在國內的中國人民，還包括世界各地的華人。在八十年代，據趙天恩的估算，全球有十億五千萬的中國人口，但卻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尚未聞福音！[17] 趙氏形容中國社會仍處於「基督化前的社會」，[18] 中國基督徒仍處於福音化的前期（Pre-Christian era）。[19] 若要進入到福音化的後期，讓中國社會成為基督化後的社會，就必須先廣傳福音，讓中國人首先成為基督徒，然後他們才可以在社會中實踐基督信仰的價值，繼而讓整個社會成為一個基督化的社會。這牽涉了一個歷史的時序，先有量的發展（中國福音化），繼而透過教會產生質的發展（教會國度化），最後基督福音的影響才能在社會中得到擴展（文化基督化）。[20] 由此來看，福音化乃是國度化和基督化的大前提；若沒有福音化，也難以繼續發展教會國度化和文化基督化。

2. 異象的實踐

趙天恩常以行動來回應異象，並且相信實踐行動不但可以推動異象，也可以令異象更清晰！1983-2001年間，趙氏經常親赴內地訪問、考察、研究，更積極投入國內教會工人的培訓，訓練國內教會同工，承擔傳福音的使命！[21]

有關中國福音化的實踐，特別針對海外人士而言，他提出好幾個重點，這亦是八十年代中國教會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首先，要為中國福音化禱告，為中國領導人禱告，也為內地信徒禱告；禱告的過程會驅使人們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有更多的認識。第二，為國內教會信徒提供各項屬靈資源，如携帶和送贈聖經和屬靈書籍，以「空中神學」廣播方式提供牧養與培訓。第三，呼籲基督徒藉投資、教授科技課程等，對內地現代化提供直接的貢獻。[22]

另一個實踐福音化的行動，乃是透過神學教育。趙氏所指的神學教育，並非只是為了牧養教會信徒的牧師，而是要以宣道為導向。學生本身需要有傳福音的負擔和呼召；神學訓練中需要包括聖經真理的學習，讓學生對基督救恩的認識不斷加深，並應用在佈道之中；另外，也需要有屬靈操練，好讓學生在實踐廣傳福音異象時，滿有成熟的屬靈生命和力量；學生還需要對中國文化有一定的認識，幫助他們更有效地向中國人傳福音。[23] 以宣道為主導的神學教育，亦為香港中國宣道神學院、台灣道生神學院的辦學宗旨。這種與神學教育相關的培訓，對國內教會、對福音化也有著直接的影響。後來中國教會研究中心的重點，亦由研究、教導，轉向培訓工作。[24] 《教會工人培訓手冊》正是為國內福音使者和牧者所預備的培訓課程，內容包括「聖經與救贖」、「釋經學」、「基本神學」等內容，期盼透過培訓課程，裝備教會同工，廣傳福音，教會得到堅固，信徒生活更能全面基督化。[25] 有關三化異象對神學教育的涵義，本文第四部分會有詳細的討論。

3. 異象的涵義

當被問到「福音化」的實質是甚麼時，趙天恩確實地指出：「福音化是指一個地區或一個民族能夠有機會聽到福音，並認識基督，這過程就是福音化。」[26] 他更提指到，福音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並非一個時代能完成，卻要一代接一代的人努力，讓更多中國人能有多聽福音的機會。而且，福音化也不只是停留在「傳」的層面，更重要的是讓福音影響到社會、文化和政府制憲精神，這過程是不應停頓的運動，直到主再來。

對於趙天恩來說，中國福音化不只是一個呼籲人們廣傳福音的運動，這異象對差傳、對神學教育皆有重要的涵義。福音化呼喚人們對中國大陸有態度上的轉變，不再對她置之不顧，反要視她為上帝所愛的對象。隨著這種態度的轉變，差傳觀念亦需要更新；過往差傳常指向跨文化宣教，卻忽略本族同胞的福音需要，過往以西方教會為主導的差傳事工，亦需要更新，發展出一套以華人角度去看差傳的新路向。而在神學教育方面，過往神學教育多集中訓練城市中產階級教牧人員，並且以西方神學教育模式為主導；惟福音化卻重新喚醒訓練佈道人才的需要，那就是說，神學教育培訓的學生，不只是為了牧養百分之五的信徒，而是為了百分之九十五尚未聞福音的同胞，讓他們得享聽聞福音的機會。當人們體認到福音化的重要性時，對中國文化和社會的態度也應當改變，不再囿於教會小圈子裡，而是看信仰為社會的核心，並要成為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趙氏相信，上帝的國度超乎人間所有政權，基督救贖亦要在上帝的主權下臨到中國歷史之中！福音化帶來量的發展，而當地上的教會按著上帝心意而行時，同時亦會帶來質的發展。讓上帝國度在地上彰顯，這正是「教會國度化」異象。

(三) 教會國度化

1. 異象的促成

在趙天恩的著作裡，有關三化異象的討論，以「中國福音化」和「文化基督化」為多，「教會國度化」的討論相對較少；甚至可以說「教會國度化」的觀念，是較後期才出現。在1985年7月青宣大會前，趙天恩談及異象時，都只是提到「中國福音化」和「教會基督化」：「為了中國福音化，教會基督化，我們需要一塊地，來發展神的事工。」[27] 可見最初在趙氏的思想裡，先有「福音化」和「基督化」的觀念：「福音化」指由未認識耶穌福音，至成為信徒；而「基督化」則是以基督信仰為思想、行為和生活的原則與指標，故此這可指個別信徒的基督化，教會群體的基督化，以及整個國家社會文化的基督化。[28] 事實上，即使在後期的三化異象著作中，趙氏亦較多提到「中國福音化」和「文化基督化」，趙氏在談到七個主導著他異象發展歷程時，第六個呼召就談到「為中國福音化展開神學教育」，而在第七個呼召，談到本色化問題、信仰與文化問題時，文化基督化亦是一個主要討論焦點。[29] 至於「國度化」的觀念何時出現？尤其是「教會基督化」何時變成「教會國度化」？這點似乎在趙氏的著作中沒有明確地說明；只可以說在1985年7月青宣大會中，趙氏正式提出「教會國度化」的異象，將其與「中國福音化」、「文化基督化」並列。[30]

「國度化」的觀念，相對於「福音化」和「基督化」的觀念，似乎沒有那麼容易理解。麥炳坤在論釋「教會國度化」時，便指出好些英文翻譯似乎未能將這觀念的神髓帶出來，甚至當趙氏初提出這新創名詞時，中外同工都未能完全掌握它的意思。[31] 若然要作出推敲，或許可以先從「中國福音化」和「中國教會基督化」作為起始點，而教會觀亦成為一個重要理解關鍵。正如前文所述，「基督化」屬於一個較為廣泛的觀念，可應用在個別信徒、教會，甚至整個國家社會文化；而教會作為社會中一個獨特、被揀選的群體，其思想、行動亦理應以基督為首，並且在世界中成為重要的見證，推動社會文化的更新，朝向以基督為中心的國度。故此，對於教會來說，其本身不單要「基督化」，她還要帶著獨特的使命，在世界中彰顯上帝的主權，而上帝的國度亦透過教會得到擴展。故此，若要由「福音化」走向「基督化」，教會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當教會在地上彰顯上帝的國度時，亦同時帶動著整個社會走向基督化。或許，正因如此，教會需要「國度化」。

教會在地上彰顯上帝的國度，同時亦在參與上帝的救贖計劃。趙天恩自言從新約聖經研究中，[32] 得出上帝的救贖旨意：「在基督裡完成的救贖工作，要人信主悔改歸向祂。」[33] 而教會就要將自己的使命，放在上帝的救贖歷史計劃之內，並努力參與在其中；故趙氏在三化異象簡介中，亦指教會國度化就是「以上帝的整體救贖工作為事奉的大環境、總路線。」[34] 深受改革宗思想影響的趙天恩，確定人類需要被救贖；始祖犯罪墮落後，人內在性情改變了，與上帝的關係也改變了，甚至整個宇宙世界的秩序都改變。[35] 然而上帝卻預備了救贖計劃：「由聖父計劃，聖子執行，並由聖靈落實在我們每個人的生命之中。」[36] 上帝的救贖歷史，自亞當墮落開始便展開，直到基督再來，才完成整個救贖計劃，而教會在地上帶著使命，在上帝的主權下亦參與在這救贖計劃內。[37]

趙氏的教會國度化觀念，其中包含力抗山頭主義的教會觀。如果教會明白自己的角色，乃是參與在上帝的救贖歷史之中，就不會將事奉侷限「堂會的建造」上。[38] 趙氏看到許多國內教會的情況，對於教會難以做到「同歸於一」有著深刻的體會。他指出國內教會非常需要有共同的信仰告白，共同尋找在真道上同歸於一的表達模式，教會才不會輕易受到異端邪說的影響。過去的中國教會，因著西方宣教士的影響，曾出現宗派林立、四分五裂的情況。雖然後來已慢慢脫離西方的宗派主義，但卻仍然存在很多派別和派系，派別之間互不接觸，甚至互相指控，趙氏明言這實在有違聖經中「同歸於一」的教導。故此，他提倡在許多神學爭議中，特別是一些聖經沒有明確說明的議題上，需要找出問題關鍵，只要各人在關鍵的問題上持相同的看法，各人便可以按著自己領受，同時也要包容別人的領受，不傷和氣，在主裡面一同合作。[39] 由此可見，教會國度化的出現，實在與中國教會狀況有關，同時亦是普世教會必須關注的。

2. 異象的實踐

正如上文所述，在趙氏的專文中，有關「教會國度化」的討論不算多，亦沒有直接言明如何實踐「教會國度化」。不過，教會國度化既以教會為核心，教會國度化的實踐亦離不開教會的事工和信徒的培育。趙氏在國內的服侍以培訓和研究為主，他亦親自創建了不少的神學院，相信這些都是三化異象的重要實踐。香港的中國教會研究中心於1985年9月開辦門徒訓練課程，培訓中心的主任指出門徒的使命，就是要建立和顯明上帝的國。教會若缺乏天國意識，就如身體沒有了靈魂；然而，沒有教會，天國亦難以在世界中被彰顯；門徒要帶著天國意識在地上生活，讓教會成為天國的群體。[40] 此外，1988年趙天恩亦接受基督書院的邀請，擔任該學院的院長，在他個人的回顧中，他視此行動為「使之成為落實三化異象的基地。」[41] 當時他期望一步又一步地在基督書院建立大學部、神學部及中國研究部，一面訓練人傳福音，一面訓練人牧會，另一面訓練人才做文化工作，藉此回應「中國福音化、文化基督化、教會國度化」這三大異象。[42] 由此可見，建立神學院，培育門徒，讓門徒、教會傳道人帶著天國的意識，在地上彰顯上帝的國度，這些都是「教會國度化」的實踐。

3. 異象的涵義

教會國度化的重要涵義，在於給予教會一個寬廣的視野，不拘泥於本位主義，囿於個別堂會的需要，卻以基督救贖歷史為事奉的大環境、總路線。事實上，神在實踐祂的救贖計劃時，已興起了不同群體，他們按著來自上帝的不同召命和恩賜彼此配搭，共同建立神國。趙氏指出，「教會若清楚了神的這一旨意，就不會將事奉放在本堂的建造上，而是參與神在歷史中的救贖工作。教會在這件事的行動與概念稱做教會國度化。教會要將自己的使命，放在神在歷史救贖計劃當中參與之。」[43] 其實，對現今教會來說，教會國度化的異象尤具意義。教會要打破堂會與堂會之間的藩籬，不以自己堂會的需要為重，而是以上帝的救贖歷史計劃為核心；這種寬廣的視野和胸懷，並非那麼容易達到。教會事工的發展並不只是為了增加自己堂會的人數，教會的資源也並不只是為了培育自己堂會的牧養人才，卻是要將教會的工作放在神救贖歷史的過程中，正如趙氏形容「不是打圈子，不要科學化，而是要朝向主再來的模式。」[44]

在香港，有好些資源充足的宗派教會，願意以自身宗派的豐厚資源，資助不同神學院的神學生，被資助的神學生亦不必因此而對該宗派教會有任何回饋，或許這就是一個教會國度化的美好體現！然而，必須要注意的是，趙氏的教會國度化，由始至終，皆是以上帝的救贖歷史計劃為中心，故此教會國度化並非只是指「資源共享」，或「寬廣的胸懷視野」，若果這一切的行動無法叫教會參與在上帝的救贖計劃之內，那麽這也不能稱為「教會國度化」。

此外，教會國度化是以「朝向主再來」的模式進行，主再來的盼望乃是教會在世界見證上帝主權的重要動力。不論信徒或教會，在信仰實踐之中，總會經歷許許多多的考驗；在神面前的信心亦需要培育，以致我們在經歷考驗時，能有充足的屬靈能力面對。教會國度化包含著「終末盼望」，這成為了信徒和教會在世作見證的重要基礎，也是信徒在走天路時彼此支持的力量泉源；正如趙氏所言：

只有當你看見上帝在耶穌基督裡的救贖計劃時，你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才有事奉的動力。人會跌倒、軟弱、失敗，但上帝永不跌倒，耶穌總不軟弱，祂的救贖計劃永不失敗。當我們把盼望放在基督身上時，我們就能看見別人軟弱時我有責任扶一把，自己軟弱時能在主裡面得安慰得剛強，更不會因人的相對性軟弱，對神的救贖計劃失去信心。[45]

信徒和教會必須深信，在上帝絕對的主權下，祂一直引導著教會走在祂的救贖歷史計劃中，教會、門徒的任務就是要傳福音，讓更多未認識耶穌的人聽聞福音，並在耶穌基督裡，生命不斷更新；不單讓教會基督化，也要讓整個社會文化基督化。

(四) 文化基督化

1. 異象的促成

文化基督化的異象，與中國福音化的異象不能分開；按趙天恩的闡述，中國福音化的異象，讓他積極參與在內地的福音工作，亦在1978年創立了中國教會研究中心，作為研究中國及內地教會的基地。隨後為了更進一步培育福音工人到內地作福音工作，1984年決定成立中國宣道神學院，1985年成立門徒訓練課程，1987年中國宣道神學院在香港正式成立，同時趙氏又協助台灣道生神學院復校，期盼藉著神學教育培育更多神國工人，到內地展開福音工作。在實踐這些行動時，趙氏深感福音工作不應只限於個人與上帝的關係，也要落實在社會的各個層面；由此亦產生了重建中國文化的使命感。[46]

趙天恩的博士論文研究，集中討論二十年代非基督教運動（非基運動），以及當時教會的回應，他指出那時候非基運動帶來的負面影響，一直存留至今，甚至仍然有人認為宗教信仰不應與社會教育連上關係。趙氏明言，這對基督教造成的綑綁，甚至比外在逼迫更甚。[47] 反之，他認為基督信仰，應該在社會中發揮影響力，提供基督教獨特的貢獻。事實上，不論在二、三十年代，還是到了今天，福音信仰與文化關係，仍然是神學研究的重要課題。趙氏在教學的過程中，就多次與學生討論到信仰與中國文化的課題，可見這亦是學生、信徒所關心的議題；尤其是一群台灣年輕信徒、知識分子，特別關心該如何將信仰與自己的文化結合起來，這亦掀起趙氏對台灣產生負擔。[48] 1986年春季，趙氏在台灣成立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1986-87年間亦舉辦了多場研討會；當時趙氏看見：「香港宜作大陸福音工作，台灣宜發展文化基督化的事工。相信將來台灣基督徒對大陸的貢獻，也可能是在文化重建及神學教育方面。」[49]

文化基督化的發展，顯然與趙氏從事福音與中國文化的研究有關。在推動神學教育的過程中，趙氏常常思考「如何在中國思想（包括馬列主思想）的大環境之內，發展合乎聖經的神學？如何在中國教會跟社會環境中建立有效的神學教育？」[50] 在思考過程中，他發現自己不能只從神學角度出發看事物，還需要從「人間平面角度」來看世界，於是1968年他進入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東方研究系修讀博士課程，[51] 翌年在費城建立基督教研究中心，推動思想聖經化，編輯《神學生》與《文化基督化》。[52] 在學期間，他修讀了不少中國哲學、文化、文學的科目，增進對中國文化的認識。1970年他曾出版有關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研究文章，[53] 隨後亦從歷史角度（包括中國歷史及中國宣教史）出發，分析和研究福音與中國文化的關係。[54] 這些研究成為三化異象的重要基礎，其中文化基督化的異象和使命，就是要中國信徒帶著基督教思想投入文化界，趙氏自言這是福音工作的一部分；[55] 要用「基督教思想影響中國的文化，道化中國，成全中國文化，然後在文化界爭取領導權，使基督教成為中國文化的思想主流。」[56] 特別在當代中國文化虛空的狀態下，基督徒更要為中國未來帶來盼望，改造中國文化。[57]

2. 異象的實踐

中國福音化的實踐，在於培育及差派神國工人，到內地進行佈道工作；教會國度化的實踐，則在於教會的事工發展，培育具有國度意識的牧者，讓教會參與上帝的救贖計劃；而文化基督化的實踐，部分在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研究。自1978年趙天恩在中國神學研究院建立中國教會研究中心後，他一直致力對中國大陸作出各項研究。研究中心成立的頭三年，主要放在對中國大陸政治、文化、宗教的變化作出報導，但並未作深入的分析。後來他為研究中心定下三個主要研究方向：(1) 分析中國大陸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宗教的動態；(2) 報導大陸教會（公開聚會及家庭聚會）的發展型態；(3) 基督教在華史的初步研究和資料整理。[58] 他期望由華人從事中國教會及社會的研究，可以有助中國教會的整體發展，而並非從外國人的角度出發，或以外國教會的利益為依歸。[59]

趙天恩提出以華人角度去研究中國社會和中國教會，他的態度並非只是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出於宣道的目的，由始至終他都心繫神州，以向中國人傳福音為最重要的事！藉著研究，他希望可以讓未聞福音的中國同胞可以認識耶穌，更期盼那些已經相信主耶穌的信徒生命不斷成長，結合信仰與文化。故此，對趙氏而言，研究與宣道是不可分離的。這項研究的堅持，亦讓趙氏付上相當的代價。1980年中國教會研究中心在中神創立了兩年，他卻與香港中國神學院的一些同工在研究中心的路向上出現分歧，有些同工認為研究中心乃為支持神學院教學而設，故不贊成趙氏繼續參與內地的福音工作，但趙氏卻認為神學教育應以教會宣道而設，宣道和研究之間並沒有衝突。因此，他為了堅持向中國人傳福音的異象，決定將研究中心從中神的祝福中獨立出來，成為一所結合研究和宣道的獨立機構。[60] 此外，研究中心大膽地從歷史角度分析中國大陸的宗教政策，此舉亦令研究中心成為眾矢之的，趙氏甚至被中國兩會領導公開指摘。[61] 於趙氏而言，他只希望以客觀態度去瞭解和分析內地教會的情況，以及政治運動變化帶給國內教會的影響，並據此擬定中國宣教的策略。這可說是出於他對文化基督化的堅持。

除了進行中國社會文化及中國教會研究外，文化基督化的實踐，亦需要一些專業人士基督徒，透過社會參與，在社會的不同層面實踐基督信仰的價值觀念。一方面，這些基督徒專業人士，能夠透過其專業知識，為中國社會帶來貢獻；另一方面，這些專業人士若能研究神學，以聖經原則解釋他們的專業知識，亦能帶來信仰和文化的融合。中國神學研究院初成立時，以大學畢業生為學生對象，並且強調提高聖經和神學研究的水平，好讓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結合；[62] 顯然趙氏期盼可以透過神學教育，培訓一群華人的專業人士，去承擔文化基督化的使命。後來，趙氏承擔基督書院院長一職，亦是為了讓學院成為實踐三化異象的基地，培育基督徒專業人才從事文化基督化的偉大事業。[63]

3. 異象的涵義

文化基督化其中一個重要涵義，在於確定文化更新的必須性。深被改革宗思想影響的趙天恩，確定信徒在世上負有文化使命；上帝按著自己形象造人時，便立下人類管理世界的任務；然而犯罪墮落的人，卻不再以榮耀上帝來履行文化使命，而只是為了一己的益處。故此，文化需要更新；人首先要在基督裡得著生命的更新，然後走在成聖的路上，讓聖靈每天轉化他的思想和行為，轉化他的生命。這種轉化不單影響個人，亦可慢慢改變家庭、教會，甚至整個社會。若要成功地讓文化得到更新，就必須要先明白當代中國社會的正統思想，以及對人民生活有著重要影響的民間思想，同時亦需要讓現代人明白自己處身的環境，讓他們藉著福音，對個人生命、社會和歷史也有所認識。[64]

若要成功地實踐文化基督化，來自不同階層的信徒皆有著重要的角色。擁有專業訓練的信徒，可以在文化界、教育界、醫療界、社福界等不同層面上，踐行信仰，同時運用他們處身的位置，發揮信仰的影響力。即使只是一個普通升斗市民，當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彰顯著基督信仰價值時，文化也會點點滴滴地被更新和轉化。每一個在世生活的信徒，也能天天「道成肉身」地活在社會中；每一位信徒的生命，都是傳福音的流通管子，他們生命的素質，都是實現文化基督化的關鍵；正如趙氏所言：
一個傳福音的人，必須有像基督的生命，以信、望、愛為生命的總綱，更要發展合乎聖經的人格，靈巧、謙虛、有正確的判斷力，有慈悲的心。一個傳福音的人，必須兼備西方的真、善、美和東方的智、仁、勇這六項優點。所以，福音傳人應該靠主的恩典，發揮他屬靈能力的權柄。作為一個時代的福音傳人，必須有尊主為大的敬虔生活，廣泛的世界觀，對歷史的責任感，對民族的認同，才能參與在塑造自己民族的未來行列之中。[65]

(五) 三化異象的整體實踐

在趙天恩的一生中，異象、呼召和行動是他的屬靈循環規則，上帝首先讓他有屬靈的看見，並成為他心中的呼召，然後他就積極地以行動來回應；在實踐行動中，上帝又讓他有更清晰的異象，以及更具體的呼召，這樣他對異象和呼召也更加委身。[66] 所以，透過不斷的實踐行動，他的三化異象亦越見清晰。

趙天恩在1985年提出三化異象後，就一直尋求不同的方式和行動，去實踐三化異象；而1988年擔任基督學院院長一職，可說是一個重要的嘗試。當時趙氏有機會與人談到基督書院的需要，當被問到該如何發展基督書院的前途，才最有利於基督的國度事工時，趙氏隨即回答：「當然是訓練福音使者，使中國福音化；訓練教牧人才，使教會國度化；並訓練基督徒專業人才，使他們參與文化基督化的偉大事業。」經過多番商議後，除了繼續開辦大學部，作為文化基督化的基礎外，趙氏亦銳意在基督書院開辦基督教中國研究中心及神學研究院，[67] 以回應中國福音化和教會國度化的異象。從幾篇基督書院的院訊可見，[68] 趙氏擔任院長時，一直秉持著基督教神學理念辦學，按著上帝在創造人類時給予人類的文化使命，朝著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神學三方面發展；同時他亦期盼以基督教通識教育哲學來栽培學生，按著基督教價值觀對學生進行品格塑造。對於已信主的學生，更提供靈命課程，激勵他們有屬靈生命的成長；此外，更計劃向學生灌輸傳福音和宣教的異象，鼓勵學生畢業後投入在差傳事工；期望可以藉此促進三化異象的實踐。可惜的是，後來趙氏和基督書院董事會在工作安排和建立神學研究院的事上未能達成共識。與此同時，趙氏亦看到中國內地福音禾場的逼切需要；因此，同樣是為了三化異象的實踐，在1992年7月趙天恩正式辭去基督書院院長一職。[69] 雖然最終無法透過基督書院來實踐三化異象，但從趙氏對基督書院作出的十年計劃藍圖內，我們的確看到了三化異象的整體實踐。

趙天恩隨後將事工集中在中國福音會裡推進。1993年他在台北中國福音會的早禱會上，重新回顧和整理三化異象；並且提出：異象的實踐在於研究、培訓和差派，這亦成為中國福音會的事奉方向。

趙氏的三化異象實踐，先由中國教會研究中心開始，並展開中國社會和教會的研究工作；其後因為看到國內教會的需要，開展了教會工人的培訓事工，最後福音會亦因直接參與內地事工，而成為一所差派宣教士的差會。[70] 在繼續進行中國社會和教會研究的同時，福音會亦開展多元的培訓事工，包括通過環球廣播公司進行的「空中神學」，向內地同工展開有系統的三級培訓課程；門徒訓練中心、中國宣道神學院和道生神學院等。培訓的目的在於訓練信徒去內地傳福音，所有聖經培訓、神學裝備，甚至靈命操練，都是為了讓信徒們在傳揚福音時有穩固的基礎。故此，三化異象的整體實踐如下：研究，是為了有良好的培訓；培訓，是為了差遣門徒去傳福音；差遣、實踐行動則是讓人對福音禾場有更多的瞭解。傳福音時遇上的問題，可以成為研究的豐富素材，研究成果又可運用在禾場上解決問題。這樣，研究、培訓和差遣三者互動，成為了三化異象的重要實踐。[71] 其實早在1990年，趙天恩正籌劃基督書院的十年計劃時，研究、培訓和差派的觀念早已存在；當他對外分享三化異象如何成為基督書院的辦學宗旨時，提到三化異象的性質：「（異象）以向中國人傳福音為目標 (Evangelizing the Chinese People as our goal)，以培訓為方式 (Training workers as the means)，以研究及計劃為支助 (Research and planning as aids)。」有關異象的達成，他亦有此總結：「異象是藉著禱告、委身、研究、計劃、傳遞、殷勤工作及團隊事奉而達成的。(The vision is to be realized through prayer, commitment, research, planning, communication, hard labor, and team work.)」[72]　
故此，對趙天恩來說，三化異象的實踐就是透過研究、培訓和差派，三者互動而達成的，當然其中也包含了對異象的委身，以及團隊的配合，這樣異象才能實現。

  1. 作者現於神學院內教授系統神學，以及在教會擔任顧問牧師。曾在香港接受道學碩士及神學碩士的裝備，並在北美的神學院獲頒神學博士。英善在大學時代，便領受服侍華人的異象與負擔。在接受神學教育初期，即深受三化異象感動；個人深信，基督的愛與救恩能為個人、為教會、為民族帶來更新和轉化。 ↩︎

  2. 王嗣岳主編：〈趙天恩生平年譜1938-2004〉，《2014第一屆趙天恩學術研討會》(台北：趙天恩檔案中心，2014)，85。 ↩︎

  3. 趙天恩：〈三化異象的發展過程The Development of Vision Outline〉， 50-1。 ↩︎

  4. 七個呼召分別為「傳道」、「回遠東向國人傳福音」、「中國神學教育」、「研究中國及大陸教會」、「大陸福音工作」、「為中國福音化展開神學教育」、「文化基督化」。見〈三化異象的發展過程〉《中國與教會》83 (1991年5-6月)。 ↩︎

  5. 在趙氏發表的文章〈三化異象的發展過程〉中，他以「愛國主義的薰陶」來表達個人異象的背景，然而在他的講稿大綱中〈三化異象的發展過程The Development of Vision Outline〉，他卻以英文“sense of Chinese need”來表達。 ↩︎

  6. 與趙天恩有關的學院/神學院多達六間，包括：創辦中國神學研究院，擔任教務主任(1975-1980年)、擔任中華福音神學院教務主任(1986年)、創辦中國宣道神學院，擔任院長(1987-2000年)、幫助道生神學院復校，擔任院長(1988-1989年)、擔任台北基督書院院長(1989-1992年)、創立「中福神學院」(China Theological Seminary)。參〈趙天恩生平年譜1938-2004〉。 ↩︎

  7. 趙天恩：〈三化異象的發展過程〉，《扶我前行》，16。 ↩︎

  8. 趙氏曾建立的研究中心，最早期有在費城設立的「基督教研究中心」(1969年)，其後在香港設立「中國教會研究中心」(1978年)，「中國教會研究中心」本為中國神學研究院(中神)屬下的部門，1980年從中神獨立，1994年易名為「中國福音會」。1986年他在台灣又設立「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一年後易名為「中國福音會」。1998年他在台北成立「中福神學研究所」，旨在培育基督教與中國研究的師資人才。參〈趙天恩生平年譜1938-2004〉。 ↩︎

  9. 趙氏離世時，家庭教會領袖皆大為震驚和哀慟，除了因為趙牧師與家庭教會憂戚與共外，相信更是因為趙牧師在家庭教會領袖遇到各樣教會問題時，提出過許多關心和指導；故此，得聞趙牧師返回天家的消息時，立時哀歎：「以後有難去問何人？」見《靈火淬煉　趙天恩牧師紀念特刊》，21。 ↩︎

  10. 與「中國福音化」直接有關的文章，趙牧師曾撰寫的包括：〈吾土吾民—中國福音化異象〉、〈中國教會研究中心異象〉、〈十億靈魂的挑戰〉、〈中國宣道神學院與中國福音化〉，以上文章皆收錄在《中國與教會》期刊，亦可見於《扶我前行》（台北：中福出版，1998）。另外，有關「中國福音化」的研究文章包括麥炳坤：〈趙天恩「三化」思想論釋（一）：中國福音化〉，《中宣文集》5 (2005年)，25-50。 ↩︎

  11. 趙天恩：〈三化異象的發展過程〉，《扶我前行》，10。麥炳坤亦指出，趙天恩經常向朋友、陌生人傳福音，鼓勵對方信主；他很喜歡跟人「談一談」，對於未信耶穌的人來說，「談一談」就是談福音了。見麥炳坤：〈趙天恩「三化」思想論釋：中國福音化〉，27。 ↩︎

  12. 趙天恩：〈三化異象的發展過程〉《中國與教會》83 (1991年5-6月)，13。 ↩︎

  13. 趙天恩：〈十億靈魂的挑戰〉《扶我前行》，57。 ↩︎

  14. 趙天恩：〈吾土吾民——中國福音化異象〉，《扶我前行》，47-48；〈十億靈魂的挑戰〉，《扶我前行》，58-60。 ↩︎

  15. 趙天恩：〈十億靈魂的挑戰〉，《扶我前行》，63。 ↩︎

  16. 趙天恩：〈吾土吾民——中國福音化異象〉，《扶我前行》，48-50；〈十億靈魂的挑戰〉，《扶我前行》，60-62。 ↩︎

  17. 趙天恩：〈吾土吾民——中國福音化異象〉，《扶我前行》，46。 ↩︎

  18. 趙天恩：〈中國教會研究中心異象〉，《扶我前行》，51。 ↩︎

  19. 趙天恩：〈十億靈魂的挑戰〉，《扶我前行》，65。 ↩︎

  20. 趙天恩：〈三化異象的事奉基礎〉，《扶我前行》，31。 ↩︎

  21. 陳漁：〈趙天恩牧師行述〉，《薪盡火傳》，280。 ↩︎

  22. 趙天恩：〈中國教會研究中心異象〉，《扶我前行》，52-54。 ↩︎

  23. 趙天恩：〈從異象到課堂〉、〈從宣道使命再思神學教育〉、〈中國福音會神學教育方針〉，《扶我前行》，81-83，86-88，90-91。 ↩︎

  24. 趙天恩：〈中國宣道神學院與中國福音化〉，《扶我前行》，68。 ↩︎

  25. 趙天恩編：〈總序〉，《教會工人培訓手冊》(Pasadena: China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1995)，II。 ↩︎

  26. 趙天恩：〈中國宣道神學院與中國福音化〉，《扶我前行》，68-69。 ↩︎

  27. 趙天恩：〈遷居感言——中國宣道學院的前景〉，《中國與教會》，39 (1985年2月)，2；亦引見於麥炳坤：〈趙天恩「三化」思想論釋（二）：教會國度化〉，《中宣文集》6 (2006年)，168-169。 ↩︎

  28. 亦可參趙天恩：〈中國教會研究中心的異象——中國福音化與中國文化基督化〉，《中國與教會》44 (1985年7月)，2-3。 ↩︎

  29. 趙天恩：〈三化異象的發展〉，《扶我前行》，16-17。 ↩︎

  30. 趙天恩：〈中國未來的屬靈工程〉，《信仰與生活》，143 (1985年7-9月)，155。 ↩︎

  31. 麥炳坤：〈教會國度化〉，165。 ↩︎

  32. 這很大可能就是指趙氏對羅馬書五至八章的詮釋。 ↩︎

  33. 趙天恩：〈中國宣道神學院與中國福音化〉，《扶我前行》，70。 ↩︎

  34. 趙天恩：〈三化異象的發展過程The Development of Vision Outline〉，50-1。 ↩︎

  35. 趙天恩：《救恩神學》(台北：橄欖，2016)，62-63。 ↩︎

  36. 趙天恩：《救恩神學》，70-71。 ↩︎

  37. 趙天恩：《救恩神學》，242。 ↩︎

  38. 趙天恩：〈中國宣道神學院與中國福音化〉，《扶我前行》，70。 ↩︎

  39. 趙天恩：《救恩神學》，223-224。趙天恩以「千禧年」的議題為例子，各人按著不同的聖經根據，自成一家，但在眾多不同的看法中，只要大家確信主的再來，有關千禧年的各項細節，各人便可按著自己的領會去接受，也要包容別人按照他們的領會去接受。 ↩︎

  40. 陸向榮：〈作個天國的門徒〉，《中國與教會》47 (1985年10月)，11; 引自麥炳坤：〈趙天恩「三化」思想論釋（二）：教會國度化〉，170。 ↩︎

  41. 趙天恩：〈三化異象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Vision Outline〉，50-5。 ↩︎

  42. 趙天恩：〈走過感恩歲月〉，《扶我前行》，109。 ↩︎

  43. 趙天恩：〈中國宣道神學院與中國福音化〉，《扶我前行》，70。 ↩︎

  44. 趙天恩：〈中國文化的未來與福音的關係〉，《扶我前行》，191。 ↩︎

  45. 趙天恩：〈三化異象的發展〉，《扶我前行》，9。 ↩︎

  46. 見〈三化異象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Vision Outline〉，50-4。 ↩︎

  47. 趙天恩：〈三化異象的發展〉，《扶我前行》，9。 ↩︎

  48. 趙天恩：〈中國教會研究中心十週年感言〉，《扶我前行》，101。 ↩︎

  49. 趙天恩：〈三化異象的發展〉，《扶我前行》，18。 ↩︎

  50. 趙天恩：〈三化異象的發展〉，《扶我前行》，13。 ↩︎

  51. 趙天恩：〈三化異象的發展〉，《扶我前行》，13。 ↩︎

  52. 王嗣岳編：〈趙天恩生平年譜1938-2004〉，83。 ↩︎

  53. 見趙天恩：〈中國人文主義與基督教本質〉，《超人的甦醒》(1970年12月)，95-122；轉載於《扶我前行》，142-160。 ↩︎

  54. 見趙天恩：〈從中國歷史看福音與文化關係〉，《校園雜誌》(1986年4月)，4-9；趙天恩：〈福音與中國文化的更新〉，《今日華人教會》109 (1987年11月)，11-13；轉載於《扶我前行》，165-184；另有〈中國文化的未來與福音的關係〉及〈從中國宣教史反省福音與文化的關係〉，見趙天恩：《扶我前行》，185-204。 ↩︎

  55. 趙天恩：〈福音與中國文化的更新〉，《扶我前行》，184。 ↩︎

  56. 趙天恩：〈中國文化的未來與福音的關係〉，《扶我前行》，191。 ↩︎

  57. 趙天恩：〈從中國宣教史反省福音與文化的關係〉，《扶我前行》，199、203。 ↩︎

  58. 趙天恩：〈以感恩為祭獻與神〉，《扶我前行》，41。 ↩︎

  59. 趙天恩：〈以感恩為祭獻與神〉，《扶我前行》，42。 ↩︎

  60. 趙天恩：〈三化異象的發展〉，《扶我前行》，15。 ↩︎

  61. 1987年8月三自、基協常委會議在成都召開。負責外事的基協副會長韓文藻先生在會上發言，指責趙天恩要「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新中國」，隨後這講話發表《天風》雜誌，並加上評論員文章，言詞激烈，攻擊性強，實屬罕有；趙氏認為這是故意製造其「反共」形象；惟他重申，自己任何政權、政治無關，作為中國基督徒，只以傳福音來表達他愛國的方式。參倫若愚：〈與趙天恩牧師談《天風》對他的指責〉，《中國與教會》64 (1988年3-4月)，5-7。 ↩︎

  62. 趙天恩：〈三化異象的發展〉，《扶我前行》，12。 ↩︎

  63. 趙天恩：〈走過感恩歲月〉，《扶我前行》，59；趙天恩：〈基督書院與福音異象〉，《基督書院院訊》51 ( 1989年11月)，見《扶我前行》，114。 ↩︎

  64. 趙天恩：〈從中國宣教史反省福音與文化的關係〉，《扶我前行》，201-203。 ↩︎

  65. 趙天恩：〈從中國宣教史反省福音與文化的關係〉，《扶我前行》，204。 ↩︎

  66. 趙天恩：〈三化異象的事奉基礎〉，《扶我前行》，23。 ↩︎

  67. 趙天恩：〈基督書院的發展方向〉，《基督書院院訊》53 (1990年2月)，轉載於《扶我前行》，118。 ↩︎

  68. 院訊文章包括〈基督書院與福音異象〉，《基督書院院訊》51 (1989年11月)；〈基督書院的發展方向〉，《基督書院院訊》53 (1990年2月)；〈全人教育——基督教通識教育的哲學〉，《基督書院院訊》55 (1990年5月)；〈追求永存之愛　結出仁義之果〉，65 (1992年5月)，轉載於《扶我前行》，112-130。 ↩︎

  69. 趙天恩：〈事奉的再出發〉，轉載於《扶我前行》，133-134。 ↩︎

  70. 趙天恩：〈三化異象的事奉基礎〉，《扶我前行》，27。 ↩︎

  71. 趙天恩：〈三化異象的事奉基礎〉，《扶我前行》，29。 ↩︎

  72. 趙天恩：〈三化異象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Vision Outline〉，50-8。 ↩︎